雷曼兄弟(Lehman Brothers)破产引发全球金融崩溃已过去六年多。美国政府曾表示，再也不能允许华尔街自己为自己制定规则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华尔街受到了一定限制。2010年多德-弗兰克(Dodd-Frank)改革法案的部分内容曾遭遇大银行激烈地游说反对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未能成功。就这样，如今美国政府有一个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。美联储(Fed)为华尔街的杠杆率设立了上限。银行必须把许多类型的衍生品通过一个中央结算所完成结算。根据“沃尔克规则”(Volcker rule)，银行必须将自营交易与接收存款的业务“母舰”隔离。
这些改革措施中有很多被看做一种进步——尤其是对杠杆率的限制。除此以外，某些情况下华尔街也有理由抱怨美国政府管得过宽。在银行提到2010年以来监管成本增加时，他们并不是在诡辩。华盛顿的监管者多于见识。他们往往“抓小放大”。如今，银行的合规部门已臃肿不堪，目的是为了跟上微观监管法规的雪崩式增加——尽管没人相信这些法规对降低总体风险会有任何用处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局面，决不是华尔街把华盛顿远远甩在后面的简单化故事。不过，正如戴蒙的干预所显示的，金融界正在重新获得此前失去的影响力。
这个问题发端于金融危机。2008年金融体系崩溃之际，美国政府采取了一切手段支撑该体系。作为巴拉克-奥巴马(Barack Obama)手下第一任财政部长，蒂莫西？盖特纳(Timothy Geithner)并未理睬他所称的《旧约全书》原教旨主义者的要求，这些人要求清算大银行，并将它们的首席执行官送上法庭。那样的“药物”会比“疾病”本身更糟糕。盖特纳与同僚们根据具体情况陆续制定监管规则，以阻止可能导致全球陷入萧条的金融体系崩溃。他们的忍耐是务实的。不幸的是，在金融危机逐渐消退之后，他们保留了这种宽容。2009年让花旗集团(Citigroup)继续运转是正确的——尽管该集团实质上已经破产。不过，花旗的规模是否应该比6年前大这么多？另外，上周的政府支出法案中纳入几乎完全由花旗游说人员拟定的条款，这种状况正常么？
答案就在问题之中。它还指向了下次危机爆发时仍会困扰华盛顿的两个显著缺陷。其一是“大到不能倒”的银行现在比它们接受政府援助时的规模大得多。如今美国金融体系的集中化程度远超2008年。四大银行——摩根大通、花旗、美国银行(Bank of America)和富国银行(55.34, -0.13, -0.23%)(Wells Fargo)占美国储蓄的68%，它们占美国衍生品交易的比例更高。辩护者们表示，上次危机始于投资银行，而非商业银行。严格来说的确如此。但无论如何，危机也席卷了花旗、大通曼哈顿(Chase Manhattan)和其他一些银行。即使是最声名显赫的投行，如高盛(Goldman Sachs)，一度也濒临灾难。哪个监管者能确定地说，他们知道高盛的账目上有些什么？
其二，华尔街的文化和华盛顿的“旋转门”习惯(指美国官员卸任后到金融机构任职，或者反向流动的现象——译者注)都没有得到改善。银行家们将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-沃伦(Elizabeth Warren)斥为民粹主义者。或许他们该听听高盛前合伙人、纽约联储(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)主席比尔？达德利(Bill Dudley)的话。达德利上月在演讲中表示，银行要么改变他们不道德的文化，要么接受被分拆成较小实体的命运。还记得那个曝光高盛把客户称为“提线木偶”的高盛交易员吗？尽管经常在遭到违反的情况下才引人注意，但记者是有行为准则的。华尔街没有行为准则。达德利指出，问题源自“桶匠”本身，而不是桶里的几个烂苹果。“不当行为的模式不会随着金融危机终结，”他表示。
在某个时候，华尔街会发生另一场危机。可能是10年后，也可能是明年。市场总是按一定的心理周期运行：恐惧让位于贪婪，随后是贪婪遗留的痛苦。目前贪婪处于又一个上升期。没有法律能阻止下一个炸弹发生爆炸。没有监管者能预见这一点。但为了在灾难来临前做好准备，他们能做的事情有很多。在这方面，盖特纳所称的道德原教旨主义者有些道理。上周的支出法案还包含了另一条与维持政府运行毫不相关的条款。该条款上调了个人向政党捐赠的金额上限——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70万美元。不用猜也知道，美国经济的哪个行业是最大的选举捐赠人。当然，你肯定也能猜到，谁最有能力让法规合乎自己的心意。
